若要论及中国书法史上的大书法家，智永的知名度是比较高的。作为二王一脉颇具代表性的书法家之一，智永曾经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中，是以疑似《兰亭序》真正书写者的身份出现的。

在当时著名的文化论辩——《兰亭论辨》中，郭沫若根据当时文物出土情况以及一些思想上的主张，就断定《兰亭序》是假的。

最早引起这个争论的文章是郭沫若在1965年于《文物》杂志发表的《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这里需要解释的是，“王谢”是指王兴之、谢鲲两个人，而不是我们通常认为的王羲之、谢安两个人。

从我们现存的一写资料来看，这两块碑石的确书法上带有恨浓重的汉隶味道，所以稍显笨重。基本上可以看作是汉隶书体向魏碑书体的过渡。

而郭沫若据此断言，王羲之创作《兰亭序》的时间与他们俩墓碑篆刻的时间基本上是一致的，从书法风格和书体上来说，却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风格。依照他的思路来看，这两者之间应该相差无几才对。

我们暂且不说郭沫若在书体上犯的错误，单就以王羲之的书风和当时出土墓志的书风差异来说，郭沫若所忽略的地方就在于他没有看到当时社会阶层的差异性。

毋庸置疑，王羲之是绝对的贵族，而且是当时掌握国家大权的贵族，即便是王羲之极力逃避做官，也得在朝中担任一官半职。可见其家族权势之大。贵族生活养尊处优，整天钻研属于贵族“修为”的艺术，因此他们所写得书法和一般民间工匠书写得东西有所差异，那是在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如果用后世工匠的风格来推断王羲之的书法真迹，那是不妥当的。

而郭沫若同时也认为，现存的《兰亭序》和王羲之的后世子孙——智永——的书法很相似，并且从一系列笔迹分析中找到了他们之间的相似之处，甚至就要论断《兰亭序》是智永写的。

但这件事情依然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进行分析论证，因为智永是王羲之的子孙，而且他本身就曾经带着王羲之的真迹《兰亭序》到云门寺研修书法二十年，所以，有诸多相似之处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郭沫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推断，忽略了智永和王羲之书法的师承关系，自然就会造成这种认知上的偏差。

不过，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印证了王羲之和智永之间书法的师承关系是多么的紧密，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以假乱真。

以假乱真的事情在艺术史上确实存在，比如临摹高手米芾曾经就临摹过很多古画，甚至达到了以假乱真的地步，很多收藏家被他仿制临摹的假画所欺骗。

但是，书法作品要想以假乱真比较难，书法作品临摹复制的成本相当高，一般人是临摹仿制不来的，稍微有所偏差就可能就露馅了。所以中国历史上少有此类行为。即便是造假，也只能假托名人书画家落款。

智永和尚作为王羲之的后代，非常清楚自己身上担任的责任，因此，一直以弘扬家学书法为己任。他怎么会做出仿造先人书法的事情呢？

宋代书法家苏轼对此认识的很透彻，他在《东坡题跋》以及其他地方提到智永时说：“永禅师书骨气深稳，体兼众妙，精能之至，返造疏淡。如观陶彭泽（陶渊明）诗，初若散缓不收，反复不已，乃识其奇趣……永禅师欲存王氏典型，以为百家法祖，故举用旧法，非不能出新意求变态也。然其意已逸於绳墨之外矣。云下欧、虞，殆非至论。若复疑其临仿者，又在此论下矣。”

这句话分为两层意思，前面以“夸”为主，苏轼认为智永的书法可以和陶渊明的诗歌相提并论了。陶渊明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著名的田园山水诗人，诗歌朴质却有美感，崇尚清雅纯美的风格。

这实际上和智永禅师的书法有很大的相似性。智永最具代表性的书法作品是他的《千字文》，智永擅长用圆笔，方圆兼善，圆转流美，结体上看似很绵软无力，实则骨力内存。

但是后面，苏轼就开始批评智永了。他认为智永的书法，不是“变态”书法，即变换形态的书法、创新的书法，他认为智永学习书法的动机，是为了让天底下的人都向他的先祖王羲之学习，“百家法祖”。

智永这个动机也反映在他后面一系列的动作上，智永先是给自己“造势”，立下了一个20年不学好书法不下楼的誓言，而后在精心研究了王羲之的书法之后，楷书撰写《千字文》，据说说就光《千字文》，智永一共写了800帖，写完之后就送给各大寺庙、各位有缘人，然后让他们通过学习他自己的书法来为王羲之的书法“做推广”。

所以，智永应该一开始给自己的定位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和尚，而他最艰巨的任务不是创新先辈的书法，而是做好一个“营销大师”，把先辈的书法传播出去。

这样的直接效果就是，魏晋南北朝之后的隋唐一代，统治者开始有意识地注意到二王书法，尤其是唐太宗，对于《兰亭序》日思夜想，想要搞到手。而他为了推广二王书法，也是花了很大一番功夫。但是如果没有之前智永所作的铺垫工作，可能唐太宗就不会那么推崇二王书法了。

所以，这就在智永身上产生了一个非常奇特地现象，世人好像不怎么了解他的书法，但是对于王羲之的书法、对于二王笔法却很熟悉。

智永在书法史上算是一种传承型的书法人物，与之相比比较类似的是元朝书法家赵孟頫，关于赵孟頫，后世认为他“集无五百年之大成”，者也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赵孟頫继承、总结前人书画成就的一面。

赵孟頫和智永两个人在后世书法家中，评价并不完全一致，赵孟頫虽然多有恶评，但这是因为他的人生经历所导致，因为他该改节事元，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有违于传统儒家价值观。即便如此，赵孟頫依然还是要比智永更有名气些。

我认为真正的原因是智永生活在一个名家辈出的时代，他的前面是二王这样的高峰，后面是隋唐时期诸位书法大家，所以，他作为一个传承者，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传播前人书法而存在。

赵孟頫则不同，在经历宋末战争后，中原大地上建立起来的少数民族政权并不重视文化建设，整个元帝国时代，中原艺术能否持续创新、并且源源不断的传承下去还是一个问题。而赵孟頫就像一个“空降”下来的文化巨人，在一群“文化矮子”的衬托下显得格外高大，即便他的艺术创作也多半是“学古用古”，但是给人的感觉就是和智永不一样。

因此，智永的书法虽然直接师承二王，但是名气远远不如后世的书法家们，他作为一个坚定的二王书法传播者，在二王书法的传承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而他自己的艺术天分被传承的使命所压抑、磨灭了，这是智永的幸运，也是他的不幸。